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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華:思想道德建設的新命題
來源:中國新聞報道網 2015-11-18 09:53:17

  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論

  培育優秀的國民素養、建設發達的社會文明,是“十三五”規劃建議提出的重要戰略任務。如何把握歷史機遇,有效引領社會價值、規范社會行為、維護社會秩序,成為推動“十三五”時期思想道德建設的關鍵環節。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標志著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培育優秀的國民素養、建設發達的社會文明,是“十三五”規劃建議提出的重要戰略任務。加強思想道德建設是實現我國新時期精神文明發展目標的根本途徑,也是最艱巨的任務。

  思想道德建設新機遇

  長期以來,思想道德建設作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抓手,受到廣泛的關注和重視,并取得了令人振奮的成果。但我們也應該清醒地看到,隨著社會全面轉型,一切步入社會新常態,思想道德建設面臨著新的機遇與挑戰。

  首先,經過“十二五”時期的思想道德建設,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內核的價值理念深入人心,形成了廣泛的道德共識。人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只有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黨的領導,我們的國家、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人民才能擁有美好的生活前景。

  其次,隨著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提升,我們日益強烈地意識到傳承中華傳統文化的歷史使命。我國作為有著數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積淀著豐富厚重的傳統文化,它們凝聚著中華民族的思想與智慧。經過數十年的高速發展,我國綜合國力日漸雄厚,人們對于國家和民族的認同感與日俱增,對于傳統文化的尊重與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弘揚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意義,提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國人內心,潛移默化影響著中國人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今天,我們提倡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從中汲取豐富營養,否則就不會有生命力和影響力。”對于傳統文化的重視與關切,為優秀傳統文化的復興與創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也為植根于傳統文化的思想道德建設創造了良好的社會環境。

  再其次,道德生活重新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作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在很長時間內是我國社會建設的主題。在這一背景下,經濟生活逐漸走向社會生活的中心位置,道德生活則出現被邊緣化的傾向,人們將更多的注意力投放到財富創造的領域。但這一現象近些年來發生了改變。隨著物質生活質量的極大提高,人們開始更加注重精神需求的滿足,而社會發展中出現的道德問題也引起了人們的普遍關注,對于道德生活的關注程度呈明顯的上升趨勢。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社會流動性日漸增強,社會結構經歷著重大調整,由此產生出新的道德需求。同時,社會的變革也為思想道德建設提供了新的理念、模式和方式。道德生活的復歸已經成為我們所處時代的內在訴求。

  社會道德認同的深化、傳統文化的現代轉換以及道德生活的復歸,構成了當前社會思想文化的新常態。如何把握歷史機遇,有效引領社會價值、規范社會行為、維護社會秩序,成為推動“十三五”時期思想道德建設的關鍵環節。

  思想道德建設新理念

  我們以往的思想道德建設主要由政府主導推進,表現出至上而下的單向結構。社會是多元互動的復雜性體系,隨著生活方式的演進,特別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助推下,社會領域得到極大拓展與豐富,一元思想道德建設模式的局限更加明顯,這種思想道德建設模式,難以調動和發揮主觀能動性。黨的十八大提出實現“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戰略任務,明確了社會從管理走向治理的根本方向。相較于傳統社會管理,社會治理呈現出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和公民個人共同參與、協同合作的新常態。社會治理方式的革新要求我們必須以協同共治的理念引領思想道德建設。

  協同共治意味著思想道德建設需要社會主體的多元參與。思想道德建設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涵蓋所有社會主體。任何方面的思想偏離和道德缺失都會產生負面的社會后果,帶來社會秩序的混亂和人民利益的損失。這就要求我們的社會主體都必須參與思想道德建設。事實上,社會思想道德觀念的形成既有賴于社會價值的頂層設計與積極倡導,又離不開社會主體間的交流互動。一方面,社會核心價值的引領與教育是把握社會發展方向、形成良好道德風尚的必要途徑;另一方面,思想道德體系具有開放性和動態性的本質特征,該體系的完善與豐富源自對人們新的生活態度和價值取向的回應。所以在思想道德建設中,我們需要有力的引導與保障,也需要為多元社會主體參與構建廣闊的平臺。唯有如此,才能使我們所確立的思想道德體系充分反映社會價值訴求,從而獲得最大范圍的社會認同。

  協同共治意味著社會主體的責任共擔。社會思想道德的堤壩需要所有社會主體的共同支撐,每一個社會主體都分擔著依系于其社會身份的道德責任。在社會主體間樹立牢固的責任意識,各盡其職,各正其位,是推動思想道德建設的堅實基礎。我們要進一步鞏固黨在思想道德領域的領導地位,發揮其中流砥柱的核心作用;要強化政府的引導與保障功能,使之成為思想道德領域的“舵手”;要為企業、社會團體和公民個體創造充足的道德自治空間,提升道德自治能力。

  協同共治意味著思想道德建設需要社會主體的共同創新。社會是有機的整體,各部分之間的協調統一是實現社會和諧、達成社會目標的基本前提。社會主體構成紛繁多樣,所發揮的社會職能大相徑庭,這就決定了不同社會主體在價值目標、價值標準等方面的差異。比如,政府以公共利益為旨歸,企業則更為注重經濟價值的實現,公民則強調個體權利。因此,社會主體之間難以避免產生價值的張力。即便對于同一社會主體,在不同的社會境遇中,也可能陷入道德選擇的困境。思想道德建設必須正視不同類型、不同層次社會主體的差異性,通過相互間的協同合作,整合思想道德資源,化解價值矛盾,創新道德生活模式。

  思想道德建設新路徑

  近年來,頻頻見諸媒體的道德失范現象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從官員貪腐、食品安全,到商業欺詐、道德冷漠,無一不嚴重干擾了我們的社會生活,甚至引發社會思想觀念的波動。造成這些現象的根本原因在于道德規制的缺失。如何有效引導、規范社會行為,幫助社會成員最終實現從外部約束向內部自律的轉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思想道德建設亟待解決的重大課題。道德的法治化成為解答上述難題的路徑選擇。其要義在于借助法律、制度、規約的明確性和強制性,彌補道德約束的不足,為社會成員劃定清晰的行為邊界,并在相互之間達成穩定的道德關系。

  一是要構建具有道德合理性的社會規范體系。道德法治化并不是以法治取代道德,而是以法治的思維推進道德建設,形成德法相濟的社會規制圖式。亞里士多德曾區別善法與惡法,兩者的根本區別在于前者建立在道德合理性基礎之上。思想道德建設的法治化進路必然以善法為前提,即我們所確立的規范與標準必須符合、反映社會主流思想道德觀念,并為社會成員普遍接受和認可。

  二是要編織全面立體的道德引導與規制網絡。人們在社會生活中通常承載著多重身份,一個人既是社會的公民,也可能是某一行業的從業者,還可能是某一社團的成員。人們依據不同身份參與社會生活時,都必須遵循相應的道德規范和倫理要求。因此,我們要根據社會身份的劃分構筑與之對應的道德引導與規制體系,掃除道德規范的盲區。當前,經濟生活無疑是人們最主要的生活方式,職業道德與行業道德的確立對于維護社會倫理秩序至關重要。充分發揮行業協會的職能,引入倫理審查制度,建立與之專業特點相適的道德規范體系,成為構筑社會道德規制網絡的關鍵環節。

  三是要為社會道德交往提供制度保障。道德冷漠業已成為陌生人社會的一大征候。人們在社會生活中規避道德行為很大程度上源自對行為后果的擔憂。因此,構建制度化的道德回饋機制,降低社會道德風險,形成穩定的道德交往機制,是打破人際隔閡、激勵道德行為的根本舉措。

  (李建華,作者系湖南城市學院黨委書記、教授、長江學者,中國倫理學會副會長)

關鍵詞: 李建華 思想道德 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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